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那一夜的女体回忆无修正 近日，亿纬锂能成都动力储能电池项目建设启动，项目总投资200亿元，分两期建设年产50GWh锂离子电池生产基地。而除亿纬锂能外，如今四川已聚集了宁德时代、蜂巢能源、中创新航为首的锂电产业集群。此外，杉杉股份、德方纳米、贝特瑞、格林美等数十家产业链企业纷纷在四川落户建厂。据记者不完全统计，投资规模超过1900亿元。。
中新社武汉8月5日电 题：中国如何拯救极度濒危长江江豚？
——专访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王丁
中新社记者 马芙蓉
今年7月，世界首头人工繁育的长江江豚“淘淘”迎来20岁生日，这是中国长江江豚保护历程中又一代表性标志。
作为中国特有淡水鲸类动物，长江江豚曾陷入种群持续衰退困境。经采取保护措施，终于迎来止跌回升的转变。
饲养员为长江江豚“淘淘”喂食(资料图)。武汉白鱀豚保护基金会供图长江江豚种群得到怎样的保护？世界上存在哪些与长江江豚类似的濒危鲸类？中国的保护经验有何世界性启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鲸类专家组成员、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王丁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长江江豚是长江生态“晴雨表”？其种群数量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王丁：长江江豚俗称“江猪”，形似海豚，主要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干流、部分支流以及洞庭湖、鄱阳湖等大型通江湖泊，是长江中现存唯一鲸类动物。
长江江豚以小型鱼类为食，处于长江生态系统食物链顶端，加之对河床、岸线、水质、噪声变化极为敏感，因此其种群分布及数量变化，可以直观反映长江生态环境和鱼类资源变化，是衡量长江生态的“晴雨表”。
20世纪90年代初，长江江豚约3600头。后来，受水域污染、航运干扰、过度捕捞等带来的栖息地破坏、饵料减少等影响，2012年仅剩约1045头。2013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其列为极度濒危物种。
2016年1月，中国提出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据2017年科考结果，其种群约为1012头，与2012年相比，尽管数量依然有所下降，但是大幅下降趋势得到初步遏制。
此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颁布实施，长江十年禁渔、长江岸线生态修复等系列措施落实，长江江豚身影频现。2022年科考结果显示，其种群约为1249头，这是有监测记录以来首次实现止跌回升。
2021年9月3日，江西南昌，几只野生长江江豚在赣江水域畅游。中新社记者 刘占昆 摄中新社记者：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探索建立了就地保护、迁地保护、人工饲养繁育三大保护策略。三大保护策略在长江江豚保护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王丁：三大保护策略相互支撑、协同联动，既让长江江豚等得起生态变好，又构建起物种存续的多重保障。
就地保护即在长江江豚分布相对密集的水域建立自然保护区。目前，中国在长江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已建立8个就地保护区，保护区长度占长江中下游长度的30%以上。
迁地保护承担“保种备份”功能，即将长江江豚迁入与长江生态环境相似的封闭或半封闭水域进行专门保护，待长江环境改善后再放归。如今，中国已建立3个自然迁地保护种群和1个半自然迁地保护种群，长江江豚数量超160头，每年有15头以上幼豚出生。
2023年4月，经野化训练，4头生活在迁地保护区的长江江豚重返长江，标志着迁地保护与野生种群恢复技术初步形成闭环。目前，又有3头长江江豚正在接受野化训练，将择日放归长江。
人工饲养繁育是在保护种质资源同时，通过对人工饲养群体繁殖生物学、发育生物学、行为学、生物声学、营养学等研究，为野外种群保护提供技术支撑。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经过近30年努力，构建起人工环境下成熟的饲养繁殖技术体系。如今，武汉白鱀豚馆饲养着12头长江江豚，其中5头在人工饲养条件下出生，包括3头二代江豚。
在长江大保护背景下，中国长江江豚保护正从“拯救保种”转入“种群复苏”阶段，相信不久将迎来自然种群的再度繁荣。
中新社记者：世界范围内存在哪些与长江江豚类似的濒危小型鲸类，其生存境况如何？
王丁：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生存委员会鲸类专家组统计，截至2020年7月，全世界已知鲸类动物有131种/亚种，其中22种为极度濒危物种，20种为濒危物种。
比如，生活在墨西哥加利福尼亚湾北部狭窄水域的加湾鼠海豚，是全球最小鲸类动物。因体形短小，极易被渔民使用的刺网缠绕误伤致死，现存可能仅10头左右。
为保护加湾鼠海豚，当地政府颁布禁令，禁止在其栖息区域使用刺网捕鱼。然而，非法捕捞屡禁不止。2017年尝试迁地保护时，因对其应激反应认知不足，一头被捕个体起水后死亡，另一头被迫释放，计划宣告失败。
伊洛瓦底江豚同样岌岌可危。其全球淡水种群仅存三个相互隔离的亚群，分别位于柬埔寨湄公河、缅甸伊洛瓦底江和印度尼西亚马哈坎河，每个亚群数量均不足100头。渔业误捕、刺网缠绕是导致其意外死亡的首要因素。
目前，柬埔寨政府已设立保护区，明令禁止刺网捕鱼，限制船只速度和观鲸活动；缅甸也与国际组织合作推行保护区管理计划，通过培训渔民和提供替代生计来减少渔业误捕。然而，跨境协调、执法力度、替代渔具推广等仍存瓶颈。
受水体污染、灌渠工程建设、过度渔业、误捕等影响，南亚的印河豚、恒河豚，生活在南美亚马孙河流域、奥里诺科河流域的亚马孙河豚、土库海豚，栖息于新西兰北岛和南岛沿岸海域的赫氏矮海豚，生存现状同样不容乐观。
中新社记者：在推动长江江豚保护经验出海方面，您和团队开展了哪些工作？
王丁：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专家评价：“中国长江江豚保护实践，为全球小型鲸类保护点亮了黎明的曙光。”
作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鲸类专家组成员，我多次在国际会议上分享长江江豚保护经验。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多次组织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柬埔寨、印尼、泰国等国家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赴长江江豚自然保护区、迁地保护区、人工饲养繁育基地等地考察。
今年5月底，武汉白鱀豚保护基金会联合相关企业启动“国际小型鲸类保护研究计划”，探索将AI技术应用于小型鲸类保护研究，并与相关国家政府部门、管理机构及国际组织开展深度合作，协同各方深入研究当地小型鲸类生存现状，输出长江江豚保护技术与创新科技，为当地定制保护技术解决方案。
如今，长江江豚保护经验正向东南亚国家推广，长江江豚被动声学监测技术已应用于柬埔寨湄公河伊洛瓦底江豚的监测和保护。
王丁(右一)向外国专家学者介绍长江江豚保护经验。武汉白鱀豚保护基金会供图中新社记者：中国长江江豚保护经验可以为拯救世界濒危小型鲸类提供哪些启示？
王丁：长江江豚保护并非“单一措施的成功”，而是“生态治理、政策保障、科研支撑、跨域协作、公众参与”的协同。
小型鲸类对于自然栖息地的丧失极为敏感，因此自然栖息地保护是鲸类动物保护最重要、最根本、最有效的措施。长江江豚保护经验证明：仅划定保护区不足以逆转衰退，需对整个生态系统进行全要素修复。比如，针对污染突出水域，建立污染源追溯、治理、问责机制；对渔业依赖型区域，推行“阶段性禁渔+生态补偿”机制，同步做好渔民转产安置。
长江江豚保护成效，离不开法律刚性约束与跨部门联合执法。这一经验提示，需通过立法明确禁渔区、航运限制等保护红线，并强化执法力度，对非法捕捞、排污等行为严格追责，避免政策空转。针对跨境物种，可建立跨境保护网络。
迁地保护可以作为濒危小型鲸类保护的有效补充措施，特别是针对自然栖息地遭受严重破坏的物种，应及时考虑、在物种仍具一定种群规模时构建迁地保种种群。
人工饲养繁育成本高、效率低，其价值在于积累技术，而非替代野外种群，因此应控制规模，以满足科研和科普宣教为基本遵循。
社会参与、提升全民保护意识同样重要。需加强科普宣传教育，联合社会公众、民间组织、志愿者、媒体之力共促保护行动。(完)
受访者简介：
王丁。受访者供图王丁，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从事鲸类学研究和保护工作逾40年，长期聚焦白鱀豚、长江江豚、中华白海豚、布氏鲸等鲸豚类研究和保护工作。兼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秘书长、世界自然保护联盟鲸类专家组成员等职务。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数十项课题，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专著4部(合著)。2021年被国际海洋哺乳动物学会授予“荣誉会员”称号，是唯一一位获此荣誉称号的中国学者。
【编辑:周驰】